《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95年修订版）第714 页写道：“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故没有签字。事后，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之前曾征得了它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字，所以又成了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注：朱贵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
由于该书为我国著名学者所合著，又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因而它在学术界影响颇大，高等学校和中学历史教师，无不以该书为主要参考书。澄清这一问题，甚有必要。
一、《波茨坦公告》不是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决议”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当时， 德国已于同年5月8日战败投降，欧洲战争已经结束2月有余。 日本虽然仍在顽抗，但败局已定，美国已作出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军事问题实际上已降为次要问题，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注：“哈里曼声明”，《国会记录》，1951年8月27日，第A5669页。转引自[英]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页。）然而， 有些美国高级军事将领，如李海、麦克阿瑟等人却不再热切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注：李海：《我在现场》第450页。转引自《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29页。）。
展开剩余91%按西方学者的评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坚持要从德国获得大规模的赔款；争取英、美对苏联在东欧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承认；巩固苏联在南部的安全区，具体说，把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让给苏联，把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特温“转让”给苏联，以及承认一个自治的马其顿并把色雷斯割让给保加利亚（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31页。）。
关于波茨坦会议的主要内容，1945年8月2日签订的《波茨坦协定》写得很明确：会议从7月17日至7月25日，共举行九次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参加的会议。此后因英国宣布大选结果而中断两天。7月28日，艾德礼以英国首相资格返会， 新任外相欧·贝文随同出席。随后又进行四天会商。历次会议均于波茨坦附近的西席林霍夫宫举行。
会议就设立外长会议一事达成了协议，以代表五个主要国家（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美国）为和平解决战后问题继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随时受理各国政府提交外长会议的其他事项。
会议就盟国在占领德国期间对战败国德国所持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协议。会议对处置德国的赔偿、德国舰艇和商船的处置、哥尼斯堡城及其毗邻地区、战争罪犯之原则达成协议。
会议就审议奥地利问题、有关波兰临时政府和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会议对缔结和约及接纳进入联合国组织、领土托管、修改盟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有秩序地遣返德国居民、军事谈判等问题都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原则协议。所有上述这些原则协议，构成了《波茨坦协定》，并由斯大林、杜鲁门、艾德礼签署。（注：参见《世界知识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版第606—614页。另见小查尔斯·米著：《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第319—332页。）
由上可见，波茨坦公告不是波茨坦会议的内容，公告没有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更谈不上“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
《波茨坦公告》初稿是由原美国驻日大使、代理国务卿约瑟夫·塞·格鲁和国务卿特别助理尤金·霍·杜曼起草的（注：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1945年7月2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拟向日本发出的《波茨坦公告》的初稿。该公告阐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含义，即给日本一个警告：如果他们不立即投降，对日战争将加速并加强。“公告”起草时，美国原子弹试验尚未成功。而杜鲁门及其政府的意见，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该“公告”应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前发布，而且应由主要的同盟国一同签署。
“公告”初搞于1945年7月7日杜鲁门前往欧洲参加波茨坦会议时随身带着。7月16日，即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前一天，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成功。7月17日，信息传给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总统。 7月17日至18日， 杜鲁门把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情况详细地告知了丘吉尔。杜鲁门在得知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那种不希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心态更加明确了。而早在1945年6月冲绳战役结束时， 美军太平洋战线司令麦克阿瑟就认为：“已不需要俄国（在对日作战上）的任何介入。日本的实体已被毁损，其陆海军精锐部队已遭到挫败，而且，日本本土已在（美军）空袭和进攻的范围之内。”（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丘吉尔则在7月4 日（当他得知美国正在制造和试验原子弹时）便原则上同意使用原子弹。
而现在（7月18日），丘吉尔心中所考虑的是：由于原子弹掌握在西方盟国的手里，能使西方盟国彻底打败日本的日期大大提前，并使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牺牲大大减少。原子弹也使俄国援助进攻日本成为多余的了。丘吉尔清楚地看到，美国人“不希望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斯大林在雅尔塔对美国人运用得这样有成效的讨价还价的本领”，现在对杜鲁门“不中用了”（注：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三联书店出版，“波茨坦·原子弹”部分。）。 而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关于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则采取了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因而在7 月24日他批准的美、英两国参谋长报告中仍提到“应该鼓励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应该提供对俄国作战能力的必要援助。”（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13页。）
但另一方面，当7月29 日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提出关于美国与盟国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时，杜鲁门却“不同意这个建议”（注：《杜鲁门回忆录》第 1卷， 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9页。），拒绝了这个建议。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波茨坦公告》由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征得丘吉尔首相的建议与赞同，并稍作修订后，再致电蒋介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公告”便于7月26日发布。 它并没有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代表商讨。
关于《波茨坦公告》发布时的动态，《在波茨坦的会晤》一书中有较详实的记述：1945年7月26日，直到波茨坦公告发出之后， 才立即通知苏联。贝尔纳斯送了一份副本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的译员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延迟两三天发布。在第二天，7月27日， 莫洛托夫会见了贝尔纳斯。
“国务卿（贝尔纳斯）说，首先他想告诉莫洛托夫，他在早上刚知道莫洛托夫要求推迟两三天发表对日的声明（“公告”），这已为时太晚了。
“莫洛托夫先生回答说，他是昨晚一得到国务卿的信后就立即提出的。
“国务卿解释说，即使这样也太晚了，因为公告在七点钟就已送给新闻界以供一清早发表。他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总统认为有必要立即发表声明促令日本投降。两天以前，总统同（英国）首相讨论过这件事，首相同意发表这项声明，总统随即致电蒋介石。当他昨天（26日）从法兰克福回来时，他收到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发表声明的电报。
“莫洛托夫先生说，这样说来，他们直到公告发表以后才得到通知。
“国务卿说，我们（在发布公告问题上）没有同苏联政府商量，因为苏联没有和日本交战，我们不希望使他们为难。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没有被授权来进一步讨论这件事。”（注：小查尔斯·米著：《在波茨坦的会晤》，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8 页。）
贝尔纳斯在其《坦率的话》中也谈到，美国事先没有同斯大林磋商“波茨坦公告”，俄国对这一既成事实非常恼怒。贝尔纳斯认为，既然斯大林和日本不处于战争状态，就不需要同他商量。把斯大林撇在一边也是借此对中苏谈判的进程表示不满。美国人认为俄国人正向中国人要求比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答应过的更多的好处。显然美国人已不再急于把俄国人当作一个对日作战的十足的伙伴。（注：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6—207页。 转引自《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下），第970页。）
杜鲁门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波茨坦）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过这件事情。”（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19页。）
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向美英提出建议，希望美国等盟国公开声明正式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莫洛托夫说，他想代表斯大林总理与我们（美国）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近因问题。他说，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英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他说这个要求可以用日本拒绝接受向盟国投降的最后通牒和缩短战争与拯救人类为根据。”（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7页。）然而，杜鲁门拒绝了这个建议。杜鲁门写道：“我不同意这个建议是由于这一个主要原因。我看出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俄国在这个时候参战，似乎是致胜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却不愿意让俄国人分享我们长时期艰苦和英勇作战而取得的果实，因为俄国并没有献出它的力量。”（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8页。）“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杜鲁门）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48页。）“我（杜鲁门）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复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 再让他们象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行动。 ”（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71页。）美国要独吞战胜日本的果实，这就是美国总统不与苏联商讨，不约请苏联签署《波茨坦公告》的实质因素。
《波茨坦公告》在1945年7月26日晚上9时20分在波茨坦发布，由杜鲁门、蒋介石、丘吉尔签署。《公告》内容共分十三项，其主要者为敦促日本政府按《开罗宣言》之条件“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载《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7—78页。又《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23—324页。）关于《公告》签署国的次序问题，杜鲁门写道：“（蒋介石）要我们把他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23页。）因此，《波茨坦公告》签署的次序是：杜鲁门、蒋介石、丘吉尔。
由上可见，《波茨坦公告》没有在美、英、苏波茨坦会议上讨论通过，更没有就此“通过一项决议”。
二、苏联是在怎样的情势下“签署”《波茨坦公告》的
《波茨坦公告》的产生与发布既如上述，苏联在公告发布时没有在公告上签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1941年4月13 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来，苏联与日本之间一直保持着“中立关系”。但与此同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忘记“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后在远东丧失的“权益”。斯大林说：“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军的失败，始终是使人回忆起来，便不胜悲愤填膺。那次失败遗下了我国莫大的污点。我国人民曾相信并期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击败，而这一污点是会被消除。”（注：斯大林：《论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1年， 第173页。）因此，苏日之间的矛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将是不可调和的，它隐伏着苏联对日作战的时代必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年11月，在美、英、苏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斯大林“向会议保证，在取得对德战争胜利后，一等到远东苏军力量得到必要的增援，俄国将参加对日战争。”（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下）第543页。）
1945年2月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上，美（罗斯福）、 英（丘吉尔）、苏（斯大林）签订《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建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注：《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8—9页。）
雅尔塔秘密协定的签订，进一步明确了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及至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如果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之规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可以说已经非常清楚了。然而，由于美国和苏联各有其政治目的与形势的变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对美国而言，“美国人估计自己手头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进攻九州，用不着求助于英国和俄国了。”（注：《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下），第964页。）因而如上所述， 美国既没有约请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的讨论，更没有约请苏联签署。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本质上正如杜鲁门所言：“不应该让俄国人在日本享有任何控制权”，即美国要独吞战胜日本的果实。
对苏联而言，时至1945年，它一定会参加对日作战，这不仅是履行雅尔塔秘密协定之承诺，更本质的是它不会让美国独吞战胜日本的果实，它要待机“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之“权益”。因此，实质上，苏联所思考的早已不是是否参加对日作战，而是在什么时候参加对日作战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的牺牲，最大限度地消耗日美双方在战争中的力量，以达到对日作战的全部目的。
于是，苏联尽管早已“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却并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署。而日本在得悉苏联未在波茨坦公告上签署则松了一口气，日本认为“日苏中立条约”还有一年期限，尚可敦请苏联调停与英美“终战”，并从中讨价还价。正是基于此，在波茨坦只举行过一次的美、英、苏三方参谋长军事谈判会议上，“安东诺夫上将声称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为的是准备于8月下半月对日本开始行动。 至于确切的行动日期，他向我们（美国）的军事领袖们说，将取决于同中国方面的谈判何时能圆满结束而定。”（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14页。）“俄国人说，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作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 俄国的高级代表安东诺夫将军说，确切的（对日作战）日期取决于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外长和苏联政府的谈判是否获得圆满的结果。”
“斯大林曾经说过，除非中俄达成协议（指中国完全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的签订），俄国将不会对日作战。”（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364页。）因此， 杜鲁门总统也认为：“俄国的参加（对日）战争大半取决于斯大林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间协商的结果”（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41页。）。
由上可见，从波茨坦会议直到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前，苏联政府和斯大林不仅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地向美、英、中表明，苏联对日作战的日期不能是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规定的欧战结束后的三个月内的8月8日前，而是在8月下半月， 更具体地说，是在“中俄达成协议”之日。
与此同时，1945年6月27日， 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团长，成员包括胡世泽、傅秉常、沈鸿烈、钱昌照、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蒋经国等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代表团的斯大林、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帕甫洛夫等人谈判，以便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实现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诸条款，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正式谈判从7月2日开始，共分两个阶段：7 月2 日至12日为第一阶段；8月7日至14日为第二阶段，中国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参加了第二阶段谈判。由于苏联所提条件苛刻，中国政府代表团难于接受，因而谈判进展缓慢。苏联政府代表团运用苏军对日作战的日期取决于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何时在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上签字为条件，压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寸步不让，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在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轰炸之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所要求的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均尚未落实：一、苏联向美英提出“建议”，希望美国等盟国公开声明，正式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但这一建议被杜鲁门拒绝了。二、中国国民政府代表还没有在完全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上签署。三、苏联政府虽已制定了对日作战计划和大体上完成了对日作战准备，却没有向美英中诸国通报对日作战与加入波茨坦公告签署之具体日期。
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了。1945年8月6日上午8 时（东京时间），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实战用的原子弹。紧接着，事先准备好的杜鲁门总统的广播声明发表。声明宣称：“7月26 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指波茨坦公告）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他们的领袖迅速地拒绝了这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中而降，……”（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1页。）
广岛原子弹轰炸的空前惨烈与巨大破坏性以及紧接着的杜鲁门的广播声明，对日本是否立即投降和苏联是否提前对日作战，在这一时刻起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当斯大林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得知美国在广岛使用原子弹和杜鲁门的声明时，敏锐地察觉到日本投降在即，如不立即对日作战，如果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不对日作战，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所给予苏联的一切“权益”必将化为乌有，杜鲁门的“不应该让俄国在日本享有任何控制权”的设想便能实现。对此，苏联在对日作战日期上与加入波茨坦公告签署问题上发生了突变。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致电杜鲁门总统，斯大林与他（哈里曼）谈话时曾说：“日本人正在找寻借口成立一个准备投降的政府，他（斯大林）认为原子弹可能就是这个借口。他对原子弹显示出很大的兴趣，并说，这可能意味着战争和侵略的结束。”（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5页。）
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时（东京时间8月9日零时， 莫斯科与东京的时差为7小时），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比原通知提前3小时。8月7日莫洛托夫通知佐藤将于次日下午8时会见他。佐藤此时正在以急切的心情等待有关苏联政府斡旋日本要求与美英“终战”的消息）。当佐藤到达苏联外交部时，莫洛托夫未等佐藤把礼节性的话说完，便向他宣读苏联对日宣战书，并于远东时间8月9日零时起生效。这就意味着在远东苏军已经投入对日作战。这既是外交上的突然袭击（因为《苏日中立条约》还有一年才满期），也是军事上的突然袭击。
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理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苏联理应表示它与其他对日作战的大国磋商与合作的意愿，以便共同行动，为世界各国的利益维持和平与安全。”（注：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9页。 ）
苏联对日宣战书中则称：“苏联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和平，拯救各国人民今后免受新的牺牲与苦难，作为使日本人能免遭德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蒙受的危险和破坏的唯一途径，从8月9日开始，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注：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页。）对此，日本认为，这是苏联违反和撕毁《日苏中立条约》（1941—1946年）的一套“诡辩”。
与此同时，8月8日晚，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加入《波茨坦公告》签署。苏联甚至没有来得及按外交惯例在宣布对日作战前一刻把参加波茨坦公告的签署和对日宣战通知美、英、中等盟国。
当晚，莫洛托夫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申述了对日作战的理由：“苏联考虑从8月9日起对日本处于作战状态，他（莫洛托夫）强调说虽然苏联政府有一个时期考虑这一行动只能在8月中下旬， 但苏联政府现在严格地履行了它于战败德国的三个月以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诺言。”（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4—365页。）当杜鲁门获悉苏联突然于8月8 日最后一刻对日作战时，他“没有感到惊奇”，
他认为，“我们（美国）在日本投掷的原子弹，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所处的地位。”（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4页。）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的翻译查尔斯·波伦写道：“不象有些观察家所猜测的那样，关于原子弹和在广岛、长崎上空投下最初两颗原子弹的消息没有立即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7 月24日，在杜鲁门把炸弹的事情告诉斯大林以前，红军的A·I·安东诺夫将军就在波茨坦的三方军事会议上说，苏联军队准备在8 月后半月出兵。但是，原子弹爆炸可能加速苏联的军事行动。第一颗原子弹是8月6日在广岛爆炸的；苏联于8月9日即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时进攻。甚至在日本人求和以后，苏联军队仍继续推进，仅仅为了政治目的去占领土地。”（注：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5页。）
日本《朝日新闻》写道：“苏联为何在8月9日走向对日作战的道路呢？据战后公开的资料，苏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对日战略的基本构想，是在1945年8月下旬，预定在8月20日到25日之间开始进攻。在波茨坦与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谈时举行的三国军事会议上，安东诺夫参谋总长发言时谈到：‘8月底参加对日作战。’但是，到8月7 日斯大林命令苏军最高司令部：‘8月9日黎明开始进攻。’从以上的过程考虑，几乎可以认为，是由于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才使苏联提前了（对日）参战的日期。 ”（注：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 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
苏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加入对日作战和签署《波茨坦公告》的。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签订，中国国民政府在美苏外交压力下，完全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的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苏联政府和斯大林不仅实现了“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丧失的“权益”，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些“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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